抓住最后的机遇期

 中国历史     |      2020-02-09 22:22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劳动力市场在经历了刘易斯转折点后,也将面临重要的结构转换,人口与就业政策面临着更多新的挑战。民生改善是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认识人口变化趋势、劳动力市场新特点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程,是深刻理解新常态的学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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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精读 |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5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劳动力市场在经历了刘易斯转折点后,也将面临重要的结构转换,人口与就业政策面临着更多新的挑战。民生改善是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认识人口变化趋势、劳动力市场新特点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程,是深刻理解新常态的学理基础。

我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仍然需要发挥经济增长的潜力,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奠定物质基础。然而,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以往依靠生产要素的粗放积累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维系。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需要以效率提升、结构优化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人口与就业政策,也需要因应形势的变化做出调整。

“十三五”是我国人口缓慢温和变化的时期,必须紧紧抓住最后的机遇期,完善相关人口与经济社会政策

“十三五”时期,我国人口态势变化不大。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亿,比上年末减少345万。“十三五”后半期出现短暂小幅回升,期末劳动年龄人口为9.18亿,仅比期初少370万。从“十四五”期初开始,劳动年龄人口以较快的速度减少,10年间年均减少870万;人口老龄化大幅提速、人口抚养负担快速上升。

国际经验表明,从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7%)到高龄社会(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8%或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4%)之间的时期,是创新体制机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后准备期。如果国家政策缺乏前瞻性考虑,那么,当高龄社会到来时,就会产生经济不振、社会失谐乃至政治动荡。我国正处于这一关键时期,历史和未来留给我们的时间和余地十分有限。必须牢牢把握“十三五”的缓冲时期,未雨绸缪,突出重点,完善相关公共政策,在适度调控人口数量的前提下,超常规提升人口素质,下决心增强养老保障制度的积累功能,加快建立常住人口平等共治的人口服务管理体系,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内生动力机制。

政府应该尽早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挖掘“制度红利”,改革方向首推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中国的“人口红利”从2010年开始逐渐消失,即使执行了“单独二孩”政策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这就意味着,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已经终结,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逐渐降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面对不断下降的潜在增长率不能有所作为。中国政府应该尽早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挖掘“制度红利”,通过具体的改革措施可以清除那些阻碍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障碍,从而提高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效率。这将是保障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路径。我们对各种可能的改革措施进行了模拟,结果发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所产生的“增长效应”非常显著,即使在长期条件下也没有出现改革的边际增长效应递减趋势。这与那些试图通过释放生产要素供给而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改革措施形成了明显对比。例如,提高劳动参与率只能在短期产生显著的增长效应,然而长期的增长效应逐渐减小。因此,通过对比各种改革产生的增长效应,我们提出了如下改革的优先领域和具体方式。

首先,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这项改革可以从三种途径影响潜在增长率。第一种途径是通过增加城市劳动力供给提高潜在增长率;第二种途径是通过消除制度障碍增加劳动力流动性,从而继续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第三种途径是有利于加速农业现代化生产,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及潜在增长率。此外,这项改革还可以缓解工资快速上涨的压力,为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赢得时间。因此,在这项改革道路上,政府需要遵循三条并行的路径:吸纳农民工使其成为城市户籍人口,为那些尚不具备条件成为市民的农民工提供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实现社会保障体系对城乡居民的全面覆盖。我们可以预期,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成为收获改革红利的典型领域。唯其如此,改革的顶层设计应该解决改革成本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担问题,形成激励相容。